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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度事件

发布时间:2019-06-19 06:5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1864 年 6 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落下帷幕,一种“反传统”的意识 形态归于失败。

  个中原因,后世总结颇多。但最关键之处却极少被人提及——导致天国由顶点 急速坠落的“天京事变”背后,是一场赤裸裸的披着权力斗争外衣的意识形态路线 斗争。宗教领袖洪秀全与世俗领袖杨秀清之间的血腥内斗,有着极复杂的内涵和极 深刻的教训。

  洪秀全在 1864 年 6 月死于困城南京。一个月后,曾国藩把他从地下挖掘出 来,所看到的是:“头秃无发,须尚全存,已间白矣,左股胯肉犹未脱”。

  此后一个多世纪,这位“天国之子”在史书中的形象一直诡异地摇摆于妖魔、 伟人、神棍之间。他的“天国”,也不断摇摆于“伟大农民起义”和“极端集 团”之间。 这种“天上人间”式的标签暴力,其实不过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历史长期做暴戾 化处理的结果——孙中山自号“洪秀全第二”时,对“天国”的史料丝毫没有接触; 苏曼殊刊布《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时,同样对石达开一无所知。习惯于借历史之 峥嵘,浇时事之块垒的结果,是历史的本相越来越模糊,越来越脸谱化、标签化。 天国亡于洪秀全。但追溯起来,洪并不是天国的创造者。《李秀成自述》里说: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 做事者皆南王也。”换言之,“开国者”,冯云山也。

  1844 年,冯云山囊空如洗进入紫荆山,三年后,当地信徒已达 2000 余人。 期间,被冯云山终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金田起 事前夕,洪一直都未曾在教众面前露面。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 做事者皆南王也”,实为天国高层共识。长期以来,洪只是一尊宗教偶像。

  起事后,战争成为太平军日常事务。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下降, 是必然之事。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得不在领导班子排序上向广西本土实力 派杨秀清和萧朝贵们妥协。结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冯云山则由二把手退 居四把手,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上升为二、三把手。但一把手洪秀全实际上从未掌 握实权,杨秀清总揽了军政大权。日后出师北伐,檄文《奉天讨胡檄》上,居然也 只用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见不到洪秀全的名字。换言之,洪只是“虚君”。

  进入南京城,洪一头扎进深宫寻欢作乐,不坐朝,也不处理政务。后世对此颇 有指责,但洪作为“虚君”,作为“精神领袖”,并无政务可以处理,也是事实。 天国这种诡异的权力格局,给清廷情报人员造成了极大的迷惑,他们报告说:“其 实不存在洪秀全这么个人,喜庆节日大殿上坐着的,只是个木偶。 ( ” 《贼情汇纂》) ——这是思维惯势使然:中国历史上不乏宗教起事,但其精神领袖多非活人,像元 末明教,精神领袖是弥勒佛。天国的精神领袖洪秀全,是一尊供在香烛间的木偶, 也合情合理。 但是,洪秀全并不甘心只做“精神领袖”;杨秀清们也不可能让洪真的拥有“精 神领袖”的实质号召力。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和洪秀全不同,冯对阐释钻研教义不感兴趣,利用宗教起事只是一种手段,远 在广东、能力平庸的洪秀全被其借用作为教主,有明确的现实目的:一则,可以增 加神秘性吸引教众;二则,可以借广东教会的势力威吓当地官府。 金田起事之后, 冯云山承认了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杨在 1848 年春以 “上帝附体”方式发言,从此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时位次洪秀全,但当“天 父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所说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杨的把戏同样是实用性 的,与宗教无关。 实用派、实力派宗教领袖冯云山的过早战死,改变了太平军中教权与军权之间 的比重—— 偶像派宗教领袖洪秀全在失去冯云山的支持之后,面对军事领袖杨秀清和萧朝 贵一而再再而三的“天父下凡”把戏,毫无还手之力,发展至极端,杨秀清甚至敢 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 杨、萧等人实无真的宗教信仰,当年冯云山运动他们入伙,即丝毫不曾提及宗 教。因此,太平军内部,在宗教领袖洪秀全和军事领袖杨秀清等人之间出现路线之 争,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一路线之争的明朗化,最早可以追溯到 1853 年太平军攻克武昌。进入武 昌后,杨秀清曾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庙。这显然会让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领袖 洪秀全相当尴尬。由此,也就开启了杨秀清所主导的儒家路线与洪秀全所主导的 上帝教路线之争。 这场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其实是世俗权力之争的延伸。缺失了军政事务决策 权的洪秀全,自起事之后,便只能将精力转注于宗教领域。作为精神领袖,操纵 意识形态是洪秀全对付杨秀清最后的杀手锏。故而,他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当时

  主流文化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 “敢将孔孟 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建都南京后,洪秀全领导下的意识形态控制变本加厉。经其批准,天国于 1853 年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文 说: “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 皆不准买卖藏读也, 否则问罪也! ” 明确宣布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这一举措随即被曾国藩充分利用, 在 1854 年正月发表的 《讨粤匪檄》 曾指责太平天国 里, “窃外夷之绪, 崇天主之教” , 以致“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 原”。 洪的这些过激行为,在天国底层民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严厉的排他性,更 给总理政务的杨秀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阻力。杨的反弹方式是借“天父附体”斥 责洪秀全。1853 年 5 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 父附体”传达指示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 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贼情汇纂》卷十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 身”出自《论语》。杨秀清认为这些话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废除,实际上是敲打洪 秀全,对其意识形态工作表示不满。 但洪秀全无视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 愈烈。1854 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 来,明确指示: 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 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 流传全仗笥中书” “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 “千古英雄不得除, 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 “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杨秀清显然已经相当愤怒,几个小时后,“天 父”再度下凡,指示说:“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 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 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 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 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 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 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千古,留为后人 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天父天兄圣旨》,第 102—103 页) 语气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商量的余地,杨秀清借天父之口,勒令洪秀全必须停止 他疯狂的意识形态运动。杨的威吓起到了预想中的震慑效果,此后,再未见洪秀全 有大规模焚书的记载,而是代之以删改四书五经的妥协政策。斗争并未终结。具体 的过程不再重要,结局是:1856 年,洪秀全策划“天京事变”,血洗了杨秀清和他 的东王府势力。这位天国“精神领袖”,终于心满意足地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 教合一”。但正如杨秀清所评价的那样,洪教主的平庸和短视是致命的——

  1864 年,南京城破前夕,洪秀全于弥留中下达了最后一道天王诏旨:“大众安 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未必不知道“上 帝教”已然破产,但他的权力基础完全建筑于此,自然决定了他无法像早期的冯云 山、中期的杨秀清、以及晚期的李秀成那般,从现实出发,重新与儒家意识形态达 成和解甚至合作。洪很明白,对传统秩序的批判愈极端,他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权力 也就越大,也就越能在与杨秀清等世俗领袖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临终之际的洪教主 仍念念不忘他的“天父天兄”,不是因为死不悔改,而是因为:一旦否认了这些, 洪本人的生命和权力,也都将失去依托。 或许,天国的悲剧从他们起事的那一刻就已注定——他们错误地在尘世给自己 找了一个“宗教偶像”,一个“精神领袖”,此后 10 余年,这位“精神领袖”一直 都在不遗余力地阻碍天国回归常识,回归传统秩序,相反,日趋一日地将天国拖入 了的泥潭

  “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涂炭。鄙人非卖剑客也。” 常胜军统帅戈登在攻克常州后拒绝了清廷赏赐的一万两白银。 李鸿章在苏州背信杀死太平军降将,身为中间人的戈登深感耻辱,本想拒绝清 廷的所有封赏。后经各方极力游说,保留了勋章和黄马褂。

  “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 《赫德日记》1864 年 10 月 18 日。 据官史记载, 这位不知台湾在何方的公子的父亲斌椿大人, 很快就将挺身而出 接受了总理衙门的派遣赴欧游历,临行之际慷慨赋诗:“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 波作坑坎。”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 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机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 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给恭亲王写信建议学习外国利器.洪秀全自杀次日,总理衙门就此专门开 会讨论。

  洪秀全《天父诗》 洪秀全《天父诗》第十七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洪秀全《天父诗》 洪秀全《天父诗》第十八 讲话有大声,六该打。 有喙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打该。 眼左望右望,九该打。

  洪秀全《天父诗》 洪秀全《天父诗》第二十四 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 一眼看见心亮起,薄福娘娘该打死。

  洪秀全《天父诗》 洪秀全《天父诗》第三十七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洪秀全《天父诗》 洪秀全《天父诗》第三百七十八 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 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

  资料来源: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出版;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 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武《太平天国史迹真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等。

  恭亲王亦訢被免去议政王之职,是 1865 年帝国最大的政治事件——4 月 1 日,(旧历三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责备恭亲王重用汉人:“这天下,咱们不要 了,送给汉人吧!”“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恭亲王不服:“臣是先皇 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恭亲王久跪,忽起立,慈禧太后大呼,言 恭王欲打她。宦者趋恭王出。(《同治实录·卷 132》)

  恭亲王奕訢和他所领导的总理衙门,在上述描述中似乎代表着清廷满洲既得利 益集团内的开明派,作为晚清绵延数十年的改革——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的 领导者和领导机构,已经打破了满汉分歧。 但历史的真相则是: 恰恰因为恭亲王等清廷高层无法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 才导致了晚清自强运动这场耗时最长的改革最终彻底流产。

  满洲本位制度,有清一代由来已久。努尔哈赤当年驱逐关外汉人进攻明朝时 即有言:“以汉人征明,对满洲有利”。皇太极峻拒达海汉化的建议,理由是: “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则满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难保。

  顺治十年三月,汉臣李呈祥上奏建议各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任汉人,理由是 满官当时大多文化水准很低,不能胜任各部院的工作。顺治览奏大怒,恨骂李呈祥: “朕不分满汉,对尔等同等眷顾;尔等汉官奈何反生异心!本来按照常理,满洲优 先才对!尔等大多数都是明末之臣,所以有此妄言!”李呈祥最后被刑部判决“弃 市”。 顺治十二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亡,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又 遭顺治猜疑,斥责其动机是“汉人欲令满人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后世剧作里的“大帝”康熙,同样坚守满洲本位——时有规定,“子母炮”这 种先进武器为八旗专用,他人一概不得铸造。太原总兵金国正私铸二十二门,康熙 去旨严责:“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吓得金国正三魂丢了七 魄。 这种强烈的满汉区别对待发展到极端,则是对满洲祖制的顽固荒唐的坚持,譬 如嘉庆二十五年,皇帝特别下诏告诫满洲官兵,要求他们多用弓箭,少用鸟铳等火 器,理由是:“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至不习弓 箭,废弃满洲本业矣。”

  总理衙门要处理的事务包括通商、关税、交涉、学习外国四大项目。其中通商、 交涉有地方督抚将军协助,并设有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剩下的关税与学习外国二事, 遂由总理衙门设置“总税务司署”和“同文馆”来推行。 总税务司署成立于咸丰九年(1859 年),同治二年(1863 年)十月,清廷因不 满于李泰国在采购外国兵轮事件中上下其手虚高报价而撤免其总税务司之职,以年 仅二十八岁的赫德代之。到同治三年,总理衙门批准赫德所订立的《募用外人帮办 税务章程》,自此总税务司拥有用人、行政、征税等一切大权,各关税务司以下全 部华、养官员,皆归其统率。 回顾总税务司署成立的背景,恭亲王一再坦承自己对关税事务不熟悉,感叹难 以入手。咸丰十一年赫德到北京咨询总理衙门商议《海关章程》时,恭亲王即不得 不承认“头绪纷烦,难洞悉流弊”,基本上是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内部无人可以承担关税事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清廷 看来,关税如此重要的财政来源,满洲内部既然无人可以胜任管理职能,那么,也

  就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切不可使其落入汉人官员手中。苏淞太道吴健彰的遭遇就 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吴健彰在太平军攻陷上海期间一度兼管上海海关。赖其奔走斡旋,终得以在咸 丰四年与英美法三国订立上海海关规约条文,又组织成立了“关税管理委员会”。 因在办理关税事务中颇为干练,吴也由此颇得“夷人”信任。但是,清廷对吴健彰 却满怀猜忌,认为清军在上海不能剿灭小刀会,是“牵制于英夷”,而“英夷”之 所以敢于如此肆虐, 全是上海道吴健彰在背后唆使鼓动。 结果, 吴被清廷以涉嫌 “通 外养敌”的罪名撤职。 吴健彰没有 “通外养敌” 对此清廷是很清楚的。 , 因为直到咸丰八年 (1858 年) , 清廷还在再三利用被撤职的吴健彰来与英美法办理各类交涉事务。吴若真的“通外 养敌”,早已难逃抄家灭族之祸。这背后的关键,只不过是清廷一贯的满洲本位观 念在作怪。也是在咸丰八年,属上海道薛焕几乎遭遇了与吴健彰同样的命运,清廷 命满洲官员桂良调查薛焕是否可靠,幸而桂良给了一个“素为夷人信服,办事亦甚 为得体”的评语。 如果清廷抛弃满洲本位观念和对汉人的猜忌,纵使在海关事务中聘请赫德等外 人总控大局,但对各海关的直接管理,未尝不可委派像吴健彰这样的本国干练官员。 如此,海关大权也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数十年——当然,清廷是幸运的,他们选择 的赫德品行端正,在总税务司一职上对清廷贡献甚大,但这只能归结为运气使然, 靠外人的个人品行来保障本国海关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清廷显然“两害相 较取其轻”:与其将海关财权交与汉人之手,还不如由“夷人”控制为好。 与其将海关财权交与汉人之手, 与其将海关财权交与汉人之手 还不如由“夷人”控制为好。

  晚清与外国交涉过程中,对彼此间交流的隔膜感触极深。故而早在咸丰十年 (1860 年),亦訢就医表示,与外国交涉,“须先识其性情”,一个重要的措施就 是创立“同文馆”。 但是,亦訢同时还强调:“分派通解外国语文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 选八 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 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这一“满洲优先”的指示,给同 文馆在培养人才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同治元年(1862 年)亦訢在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次年李鸿章在上海创立“上 海广方言馆”;再次年,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除了“上海广方言馆”,北京、 广州的同文馆都是很明显的旗人学堂。 广州的《同文馆章程》里规定,馆内学习的名额共设二十名,其中旗人十六名, 汉人四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十四岁以上;教职员等则全为旗人。京师同文馆章 程仿照了清廷早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录取人数同样限制于八旗子弟——当年,俄

  罗斯馆曾发生过一件极荒诞的事情:教授俄文的满洲教师,一年之后被人发现根本 不通俄语,天知道每天教授的都是哪国的鸟语。 比较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的汉人大臣在自强运动中倒没有什么满汉之分。同治 七年(1871 年),曾、李合奏,请求公费派遣幼童赴各国留学,内附章程,建议“每 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未曾半字提及满汉比率问题。恭亲王奕訢 审阅奏折之后表态支持,但却在幼童的挑选上特别含蓄地加入了强调八旗子弟优先 的原则。 这种满洲本位观念,在清廷满洲官员内根深蒂固。同治十年(1871 年),已升 任大学士两广总督的瑞麟上奏汇报广州同文馆的情况,说到同文馆内的学习状况: “旗籍诸生,咸皆踊跃。唯民籍正学附学各生,来去无常难期一律奋勉。……奴才 等公同酌议,似应量为变通,拟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 专用旗人, 专用旗人 毋庸再招汉民。” 这一奏请,顺利得到了总理衙门亦訢的同意,交由同治皇帝御批下发。

  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政局带来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兵权渐从中央落入将帅私人 之手,并由此引发地方督抚权力的全面上升。作为晚清耗时最长、辐射面最广的改 革,自强运动中,学习外国军事不单单只是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技和练军理念,同 时还有另一层意义所在:通过在学习外国军事中的满汉区别对待,逐步打压和消弭 通过在学习外国军事中的满汉区别对待, 通过在学习外国军事中的满汉区别对待 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汉人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 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汉人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 军事上的满汉之分,从清廷早年创设满洲八旗和汉人就已经开始。八旗驻 屯务求集中,驻屯则务求分散;八旗使用最优良兵器,只允许使用普通兵 器;京师禁卫独由八旗负责,不得参与;八旗无差役,则有如劳工等等, 都是满汉之分的具体表现。 总理衙门成立前后,僧格林沁就曾上奏谈及八旗兵的薪饷高于兵太多,这 是旧例,自强运动中无意革新而已。真正体现出自强运动中军事革新的满洲本位观 念的,是选派军事人员赴外国接受训练的出身人数比例。按照罗尔纲《湘军新志》 统计,清廷在 19 世纪中后期约有 25 万八旗兵,64 万兵。但在自强运动中选派 去外国接受军事训练的八旗/人数比例,却是 450:10——同治元年十二月壬寅 上谕,选派八旗兵 450 名, 10 人,去接受外国军事新式训练,这是恭亲王奕訢 等人商议的结果。 在军事科技上面,清廷同样坚持满汉区别对待。同治三年(1860 年),恭亲王 上奏,谈及学习洋枪洋炮事宜,称:“唯此项精秘之器,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 省驻防旗兵学制。”八旗之外的,则严禁染指这些新技术。 最让人心冷的,是这种满汉分野政策一直赤裸裸地体现在民生层面时。咸丰八 年(1858 年)9 月,广东省城遭到英法军队蹂躏,广东巡抚柏贵的一道奏折使人极

  为寒心,柏贵在奏折里说:“粤东省城骤造夷乱,当时在城百姓,除搬迁外,尚有 穷民数万。而满城之旗人四五万,无处迁徙。若不委屈保全,恐该夷迁怒旗民,必 至大遭蹂躏。省城大可不问,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省城大可不问, ……” 省城大可不问 是以不计生死,设法羁縻,实为省城旗民起见……

  1900 年, 奉命北上处理义和团善后事宜的李鸿章, 在香港秘密会见了港督卜力, 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 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 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 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 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李鸿章的这一问,道尽了这位洋务、维新老臣内心的万般苦楚;也道尽了晚清 改革永不能成功的终极密码。

  1865 年 5 月 30 日的日记里,赫德谈到他想要将古老的中国推入近代文明国家的强 烈“使命感” ,他说道: “我看到我所提议的全都有了开端,我要努力提出自己的意 见;始终留心,一遇有机会便加利用,时间和耐心将使我克服困难,坚持下去,与 此同时,我必须努力,为这更加重要的工作做好准备。这些工作可能给我打开任何 成功的大门。( ”《赫德日记》1865 年 5 月 30 日)

  赫德于 1865 年 9 月 18 日向总理衙门呈递了自己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前途的观察和建 议,名曰《局外旁观论》 。其中谈及清廷官僚系统,赫德评价: 外省臣工 “外省臣工 外省臣工,不能久 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寄耳目于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 而民怨弗闻。在京大小臣工 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 在京大小臣工 暇;部员 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如是而欲民生 部员 安业, 岂可得耶。 在赫德看来, ” 自中央到地方, 清廷的官僚系统已经彻底糜烂。 ( 《局 外旁观论》 )

  :清廷传统军队已崩溃 《局外旁观论》 清廷传统军队已崩溃 局外旁观论》 :

  “各省筹划款项,动逾万万,而兵丁欠饷,竟致累月经年。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 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 ……驻防人等,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贼至未决一死战,而 全家自尽请恤矣。 对敌之时,贼退始肯前进;贼如不退,兵必先退,带兵官且以胜仗俱报矣。及杀一二平民, 或由贼去而未遇未剃发之村农,且以斩馘发逆无算,入告邀功矣。”(《局外旁观论》) 《局外旁观论》:传统教育已经破产 局外旁观论》:传统教育已经破产 》: “通经原为致用,而今之士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清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 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局外旁观论》) 帝国政治密码: 帝国政治密码:面子本位制度 赫德的一番苦心很显然将付之东流——因为帝国政治的终极密码是“面子”而非其他。2 时 去总理衙门,留在那里一直到 6 时以后;大多数时间单独和文祥(晚清洋务派大臣)在一起。他 看来垂头丧气; 他的要求是, “给我们面子; 要是你们不给我们面子, 我们便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 ……文祥大声地说: “给我们面子,你们要我们实行你们的铁路计划,以及电报等;我们曾一度 试图实行一个轮船计划,却为此使自己丢了面子。( ”《赫德日记》1865 年 7 月 23 日)

  1866 年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计划回国结婚,向总理衙门请 了 6 个月假,并建议清政府派人随自己顺道前往西方考察。 在赫德的安排下,这年正月,63 岁的旗人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 彦慧及他的儿子广英,一行五人,经一个多月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先后游历了 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等十五个国家, 于十月初七日回到北 京。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首次派遣使团出访西方国家。 历史有幸,在这一年,63 岁的斌椿和 19 岁的张德彝,为我们同时留下了一老 一少两种观察西方的视角。

  左图正襟危坐的老人,正是 63 岁的斌椿,为其在伦敦照相馆内的留影。大多数 的史料对这位考察团团长的描述都很程式化,说他无惧苏武之困,敢冒荆轲之险, 有胆有识,是中国近代以来难得的开眼看世界的领先人物。 这是对斌椿的夸张。这次出洋考察,其实是在极端低调的情形下开启的。这可 以从团长斌椿低下的官阶中获得证实——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 总理衙门选择斌椿出任考察团团长,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如上期(《1865》)所述,晚清由总理衙门主导的改革,始终牢牢坚持既得利 益集团本位,也就是满族本位,此次考察自然也不例外。考察团中,斌椿和儿子广 英是汉军旗人,凤仪是正黄旗蒙古籍、张德彝和彦慧都是镶黄旗汉军籍。清廷始终 不放心臣民和外国人打交道,更不不放心汉族臣民和外国人打交道。 再者,斌椿是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出来的“老成可靠之人”,有强悍的抵 抗“蛮夷们”的意识形态侵蚀的能力。 其三,斌椿只是个小官僚,倘或考察出了纰漏,也不损天朝颜面。 至于许多著述赞扬斌椿“遍游中国,眼界开阔、交游甚广”,故而成为考察团 团长的最佳人选,则是胡说八道。“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 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赫德日记》1864 年 10 月 18 日如此记述。家庭教育如斯, 过分称赞斌椿睁眼看世界的视野,未免可笑。

  作为考察团团长, 斌椿担负着总理衙门所赋予的窥视西方各国真实情形的职责。 但代表着其考察结果的著作《乘槎笔记》以及考察期间的大量诗作却清晰地昭示着 这次考察的失败。 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伟大英雄,斌 椿老大人没有给没落中的清廷带回来任何有益的可借鉴的事物。他记述了沿途大量 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 显微镜,老大人不关心作何用途,却大大地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见到自行 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特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英国王室宴请斌椿一行,事后老大人做诗两首: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标题《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谁能看得出这是遥 远的伦敦宫廷宴会? 这是一种极为奇怪的逻辑。考察团去西方,本该是去“求异”,寻找中国没有 的技术、制度、文化以为我用;结果斌椿老大人却极为强势地将对西方的描述“中 国化”甚至“清廷化”。 与这种将西方“清廷化”的描述相伴随的,是斌椿老大人爆棚的个人英雄主义 满足感。几乎此行所有诗作里都弥漫这种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满足感,屡以“萧萧 易水一去不返”来赞颂自己的“壮举”,说自己“虽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 章”、“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最后发展到了 不可理喻的地步——回国时道经埃及,瘟疫爆发,海关怀疑致病源来自欧洲,不许 他们下火车停留,老大人激情爆发,遂作诗一首: “爱人行政抱病癍,补救心诚疾自安;我是人间医国手,囊中救世有灵丹。” 爱人行政抱病癍,补救心诚疾自安;我是人间医国手,囊中救世有灵丹。 斌椿老大人展示给我们的,不是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主义和功利精神, 而是中国士大夫的诗性品格、闲情逸趣和自我塑造的英雄形象。他努力观察西方的 结果,是只看到了自己。在近代中国的转型历程中,斌椿老大人不是个案,他实际 上是众多传统士大夫们的一个典型代表,唯有传统士大夫真正实现了向近代知识分 子的身份转变,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才可能成功。

  所幸的是,同行的少年张德彝,为我们留下了他眼中的另一个西方世界。 张德彝是京师同文馆培养出的第一批译员,随斌椿考察团出访归来后一度担任 过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和老年人的视角不同,19 岁的张德彝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 满了好奇。 1、城市印象极佳 城市印象极佳 张称赞英国伦敦,“道路平坦,园林茂盛,街巷整齐,市镇繁盛”,德国柏林 “一路楼房之闳丽,道路之平坦,俨若法京巴黎”,法国巴黎则“楼阁华美,人物 繁盛,轮车铁道,玉石琼莹,……较他国都邑,又胜一筹”。张还注意到了西方完 善的城市公共设施,如公园、排水系统、公共厕所等等。 2、对西方科技充满好奇 张的游记里记述最多的,是各国科技进步的产物,如电梯、火车、地铁、轮船、 自行车、“铁裁缝”(脚踏式缝纫机)、“制火宝机”(灭火器)、收割机、升降机等。 其发明的“自行车”一名,一直沿用至今。

  3、参观英国议会议事 张德彝是第一个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作记载的中国人。 在英国议事厅时,张德彝见识了议会民主议事的情形;他还在英国法庭旁听, 为其判决体制所折服,与晚清中国盛行的刑讯体制大相径庭。对法国议会制度及其 组成,张称赞:“法国国政,其权不归统领而归国会:分为两堂,曰上公堂、下公 堂。”其实就是上议院下议院,并详细记述了议员们的民主推举的流程。对于德国 的君主立宪政体,张描述说:“虽非民主,仍有上下议院,与英国同”,决策则仍 须遵循民主体制。 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整个一生。 4、首次见到避孕套并予以严厉批判 张德彝在 《航海述奇》 中首次记载了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 张称之为 “肾衣” : “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 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在《欧美环游 记·法郎西游记》中又记载:“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 贯于阳具之上,虽极颠凤倒鸯而一雏不卵。”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现在致洲人所使用的避孕套是 16 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 Fallopius 所发明,在 1870 年前后得以普及,批量生产,售价低廉。张德彝出访期 间,正值避孕套开始广为流播之时。 到了 1888 年,随团出使德国期间,张德彝又见到了女用避孕套: “不意更有女 用以防男者,其物亦造以古米,周约四寸,深不盈寸,形如银碗。凡娼妇恐男子有 疾而染已身者,先置此物于阴门,则无沾染之患。”“古米”,是橡胶的意思。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士大夫,张德彝对避孕套这种新事物秉持的 是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写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 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多年之后,张德彝成了光绪皇帝的外文教师,拥有着王公大臣们跪见皇帝时仍 然端坐不动的荣耀,但自卑仍然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 这种自卑源自其同文馆的学历出身。

  在 1860 年代初的中国, 学习外文不是士大夫的正规进身渠道。 为了尽可能地提 高同文馆学子的身价和地位,总理衙门对这一改革要害多有照顾,不但入学后生活 费和奖金优厚,而且学成后即可按成绩高低被授予七至九品的官职。 但这仍然难以扭转这个社会对同文馆学生的歧视, 其流行侮辱语是 “孔门弟子, 鬼谷先生”;另有对联讽刺总理衙门:“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 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张德彝晚年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 正途,愧与正途为伍。” 在 1866 年, “正途”出身的斌椿和“非正途”出身的张德彝,他们之间的得意与自 卑,所折射出来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斌椿在他 的出洋考察报告里把自己塑造成了传统士大夫式的英雄,而最有可能向近代知识分 子转型的张德彝,却对自己被抛离传统士大夫圈子终生自卑悔恨。时代的面貌,在 这一老一少之间,一览无余。

  戊戌之前,中国观察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林则徐们的时代, 第二个阶段是斌春们的时代,第三个阶段则是郭嵩焘们的时代。 在林则徐的时代,西方是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西方;所以这位虎门销烟的英 雄,才会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荒诞地写道:因为英国兵的双腿构造与中国不同, 屈伸艰难,所以,他们只要一倒下去,就根本爬不起来,故而英军毫无陆战能力, 完全不必防御他们登陆。 在斌椿们的时代,西方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一厢情愿所想象的“东方”;所 以,每一个读过斌椿的考察报告的人,在其中看到的,却只是另一个“清帝国”。 老大人用他的生花妙笔,为西方的一切无一遗漏地抹上了一层浓厚的东方色彩。 郭嵩焘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对郭嵩焘们的批判,却已然预备妥当——19 岁 的张德彝们,固执地盘踞在传统里,正为被时代推离传统之壳而自卑、悔恨不已。 时代新旧转型之艰难,于此可窥一斑。不由让人想起这般的感慨: “等爸爸死掉,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这就是出路。” “来,来一场浴血的战役,来一次总动员,来痛快地切割;来,我振臂一呼, 万众云集,新世界、新秩序、新人类从此诞生——这是多少哲人王的梦想,它从来 不可能实现,只是梦幻加空想。

  “因为没有非此即彼的两个阵营, 没有必须被淘汰的一群人, 我们痛恨的偏见, 它是我们亲爱的父亲身上的一部分。”(连岳语)

  我的目标一直是:1、由中国政府派遣官员到欧洲去,这一点我已获得成功;2、 让欧洲各国政府接受这些官员,并且友善地对待他们,这一点我获得成功超过了我 的预期;3、促使欧洲人对中国人感到满意,并且对他们有更大的兴趣,这一点我也 已成功;4、使中国官员带着对外国的愉快回忆离开(他们的时间过于短促,难以确 认他们已受到指导) ,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也已获得成功。……5、使斌椿一回到中国, 就出任堂官,即外务部长;6、使政府在他的帮助下善待西方若干技艺和科学;7、 劝导中国派遣大使出国; 在中国同其他各国之间建立切合实际的基于理性的友谊。 8、

  张德彝于 1866 年在北非见到了胡夫金字塔。并在当地土人的引导下, 从破损的 缝裂中进入了金字塔内。进口又陡又窄,上下左右都是纵横累叠的大石头,一片漆 黑,只能秉烛前行。他开始如蛇爬,后再似猿攀, “一步一跌,时虞颠扑” ,又“石 震有声” ,令人“神魂失倚” 。通道弯弯曲曲, “趋前失后,退后迷前”“虽有土 , 人指引,亦若眩晕” 。他们在墓中盘桓往返达三个小时之久, “出则一身冷汗矣!”张 德彝的这篇游记成了中国人第一次对金字塔的直观记载。

  洋人丁韪良在北京西山同一位满手老茧的农夫聊天,农夫问道:“你们洋人为何 不灭掉清国呢?”丁反问道:“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农夫说道:“当然了” ,他边 说边指着山下面的一根电线, “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推翻清国” 。值得一提的是,丁 韪良否定了斌椿考察报告的大部分内容。

  抵达伦敦后,斌春一行获维多利亚女王热情接待,女王问其感受,斌椿答道: 来已兼旬,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 但当旅程接近尾声,有洋人询问中外优劣时,斌椿却大谈特谈书礼与孝悌之优 势,而且说:今上圣且仁,不尚奇巧技。很显然,后者才是斌春的真实观点。 就在此时,英商在淞沪之间修筑的一条小铁路,因破坏风水无法获得国人谅解, 被清政府买回拆毁,同机车一道抛入了黄浦江。 英国参赞: 英国参赞:斌椿是个胡说八道的家伙

  英国参赞密福特认为斌椿是“一个令人憎恶的胡说八道的家伙”,称其能够率 领考察团,主要得力于他跟恭亲王之间的私人往来密切,“根据我所见所闻,他们 父子完全不能够对他们将看到的(欧洲)一切做出公平的评价。” 斌椿学中古士大夫之镇定 1866 年 3 月 6 日凌晨,他们的船在渤海航行时突然触礁,险些沉没。赫德问斌椿感 觉如何,斌椿答言: “愚以为舟人最善操舟,若舟人不惊,我等亦不必惊。 ”

  成立于 1862 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唯一由晚清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的改革机构。 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大 衅。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设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 1867 年,恭亲王亦訢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改革派大臣认可了“一切西学皆 自算学出”的“新思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却挑战了传统中国 的意识形态底线,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斗。结果两败俱伤, 晚清自强改革也因此迟滞多年。

  1858 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 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 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 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 1862 年设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 才。 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 的推进,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 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 体的传统教育已无法满足人才的输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这种观点今 天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 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 1866 年年 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 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应该说,奕訢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 里,奕訢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 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 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 自强之道。”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在天文算术馆顺利进入筹备 阶段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正在悄然汇聚。1867 年 3 月 5 日(公历,下 同),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 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 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操作下,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文 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 张盛藻被打压之后,晚清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与恭亲王奕訢展开 了两个回合激烈论战。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治初年, 倭仁与李棠阶、吴廷栋合称“海内三大贤”,此次同文馆之争发生时,李棠阶已经 去世,吴廷栋已经告老还乡,倭仁身为帝师,独立京城,身份地位也就更显尊重。 另两位日后大名鼎鼎的帝师——徐桐和翁同龢,此时的声望还远不能与倭仁相比。 3 月 20 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士子师从“夷人”,认为这样会动 摇国本,终至“变夏于夷”,天朝辉煌的文化道统会被粗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有 亡国之患。 朝廷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边,对倭仁斥退了事。倭仁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上奏 当天,两宫皇太后就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谈话并不愉快,没能达成共识。随后,问 题被抛给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 4 月 6 日,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个极长的奏折,重申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 以及招收科甲士子进天文算学馆入学的必要性。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处理,是对倭 仁一再强调的“变夏于夷”避而不谈,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深和“自强”的紧迫。

  为了给倭仁造成压力,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大臣的 奏稿信件。最后,奕訢还将了倭仁一军:该大学士既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 国,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 不受欺侮,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策, 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第一回合结束。 4 月 12 日,倭仁再次上奏,不但坚持己见,而且反将了奕訢等人一军。倭仁说: “具体到让夷人来教授算术这件事情,如果该王大臣确实有把握,认为必能将算术 学精通,必能将精巧的机器造出来,中国的正经读书人必不至于被夷人所利用;夷 人丑类必能被中国所歼灭,则上报君王,下伸民愤,岂不善哉!若做不到这些,却 先丧失了人心道德,那就不如不开设天文算术馆。” 倭仁这一挤兑确实触到了奕訢的软肋。4 月 23 日,奕訢上奏承认自己不能做上 述保证。奕訢说:“像倭仁所说的那种把握,臣等不敢保证。臣等只能尽力尽心去 做应当办的事、能够办的事,至于成败利钝,即便是汉臣诸葛亮,也无法预料,何 况臣等!” 但作为反击, 奕訢又抓住了倭仁上次奏折里的一个弱点集中攻击。 奕訢说: “上 次该大学士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也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 肯定能够保荐数名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倭仁负责揽师招生教授,以观 其成效。” 倭仁这下确实被难住了。4 月 25 日,他不得不据实上奏,称“并无精于天文算 学之人,不敢妄保”。但朝廷却显然有些不依不饶,下旨要求他随时随地留心访查, 一旦找到本国精于算术之人,立刻保奏,开设算术馆,以收实效。同一天,朝廷还 给了倭仁一项新工作: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行走”是个闲官,但倭仁素来 高倡“夷夏之防”,朝廷令他去专门办理夷务的总理衙门“行走”,显然是有意折 辱这位士林领袖。 最后,倭仁以病为由,拒绝前去总理衙门上班。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高层斗争 的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倭仁病隐之后,争论远未结束。倭仁一系的支持者甚多,朝廷接二连三地接到 攻击开设算术馆的奏折。 有些奏折言辞非常激烈,譬如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就拿当年的天旱为由 头,批判这是朝廷故意为难倭仁所致;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则把当年久旱不雨 的原因归结为朝廷开设了算术馆,甚至还扩大到对同文馆的批判,说同文馆这个名

  字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的狱名,建议算术馆并同文馆一并裁撤,如此才 能够杜绝祸乱之萌生、端正风俗教化、弥合天变、顺应人心。 杨廷熙的奏折受到了朝廷谕旨的痛斥。谕旨并将病隐的倭仁指责为杨廷熙的幕 后主使,要求倭仁病好之后立即到总理衙门上班。当倭仁再度上奏请病时,朝廷顺 势剥夺了其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的职权。 表面上看,这次同文馆风波,朝廷和奕訢站在一起,用行政手段打压了倭仁一 系的意见,获得了胜利,天文算术馆也得以设立。但这种“胜利”其实是很惨淡的, 甚至根本称不上“胜利”,反可用“惨败”来形容之。 个中缘由在于:由于倭仁的半路杀出,造就出严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导致天文 算术馆几乎招收不到什么科举出身的 “正途人” 第一次招生, 。 “正途投考者寥寥” , 奕訢等人无奈,只好把非科举出身的杂人也编到一起,总共才得到 98 人。考试的时 候,又有 26 人缺考。最后勉强录取了 30 名,半年后的例考,又淘汰了 20 名“毫无 功效之学生”,最后仅剩 10 人,不得不与外文馆学生合并。开设仅半年,天文算术 馆即名存实亡。李岳霖《春冰室野乘》里说:那些科甲出身的“词馆曹郎”,均以 学算术为耻辱,“竟无一人肯入馆者”,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坚持,由 此可见一斑。 最使人感喟的是,倭仁反对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从“夷人”学习算术的最 重要的理由, 是担心这些科甲士人——帝国意识形态的中流砥柱——会被狡猾的 “夷 人”引诱同化,进而损害帝国的立国之本;然而,奕訢等人之所以一直坚持让科甲 出身的“正途人”来跟从“夷人”学习算术,恰恰也是这个出发点,奕訢认为,只 有受过严格的理学意识形态教育的“正途人”,才能够“存心正大”,不会“为洋 人引诱,误入歧途”。同样的出发点,同样的担忧,却引发了一场剧烈的高层内斗。

  同文馆风波,颠覆了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说辞。 这场风波清晰地展现出: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 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政府,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前头。 据曾国藩说,倭仁虽然遭到了皇权的粗暴打压,但却“盛负时望”,其在士林 中的声望反较之前更高。京师的士大夫,编造了各种段子和谣言来支持倭仁,譬如 在同文馆门前贴“大字报”:“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又讥讽同文馆的 馆名:“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远离京城的士大夫,同样是倭仁的强力后援。著名史学家李慈铭在老家丁忧, 读到邸报上刊登的同文馆争论,大发感慨,说朝廷开设同文馆,是“以中华之儒臣 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会肯去入学的。如今有人去学,说明这个 世界已经是“礼义尽丧,士习卑污”,大叹人道沦丧,家国可忧。

  尤为值得深思的,是自诩为全天下只有自己才真懂洋务的郭嵩焘,同样反对开 设算术馆。郭闲居乡里,时刻关注着京城这场“意识形态论战”,他对争论双方各 打五十大板,说他们是两个瞎子在路上相撞争辩,都没说到点子上。郭对奕訢的批 评最耐人寻味,郭说: “总理衙门的奏折,立论之荒谬,处处令人喷饭。所拟定的开设算术馆的章程, 让我惊骇不已。用洋人所教授的学问作为士大夫升官的依据,这对士大夫来说是莫 大的耻辱;上课每天点名,每月考试,用教授蒙童的制度来管理科甲士子,这简直 是在蔑视士大夫、侮辱朝廷!”开明如郭嵩焘者尚且如此,其余士子的态度,也就 可想而知了。 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据《郭嵩焘日记》记载,湖南的京官 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 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集体抵制他。湖南开了端,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著名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 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 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 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 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 择——在此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将不断得到极明确的印证。

  倭仁全面否定“正途”士子“师夷”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立国自强之道。 他说: “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 “欲 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 “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 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 抛开同文馆风波的历史背景,倭仁这番言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据同文馆英文教习额布廉的观察,自倭仁反对以后:“同文馆没有录取任何体 面的人,年轻人只要在其他领域有点发展的机会,都不会把他们的命运与同文馆联 系在一起。那少数的几个来报考的人都是些失意无能者,他们只是为着总理衙门提 供的优厚待遇而不顾惜其名誉。”

  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也认为:恭亲王等招收“正途人”学习天文算学的主张, “因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皇上师傅倭仁的反对,没有成功”。

  朝廷有意折辱倭仁,将其安置到总理衙门行走,李慈铭在日记里满怀讥讽地替 其鸣不平: “行走者,驱使之称,乃简贱之辞。……国朝之待大臣也,直军机处,直南书 房,上书房,皆曰行走。……总理衙门是什么卑贱的地方,岂可让堂堂宰相去那里 做‘行走’!” 言下之意,在传统士大夫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的倭仁充任总埋衙门行走,简 直是奇耻大辱。

  1867 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 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 抽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 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会否南迁呢?”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己经很多。本 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 泽,未足恃也。” 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你不是戏论吧?” 赵说:“当着老师您,我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赵烈文出此言后.清朝灭亡果未出 50 年。

  资料来源: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郭嵩焘日记》; 《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 倭仁研究》; 《越缦堂日记》等。

  1868 年,东西两路捻军先后被清廷大军剿灭。至此,兴起十八年,军力最 多达十余万, 纵横河南、 山东、 安徽、 湖北、 江苏等十余省的 “捻军” 成为历史。

  在传统历史叙述里,捻军被当作太平天国的补充或是余绪。但其实二者根本就 不是一回事:天国背离传统,是中国历史的变态;而捻军恰是传统本身,是中国历 史的常态。可惜的是,当义和团在北方风起云涌,当辛亥革命在武昌城头奏凯,已 没有多少人记得在 1868 年沉寂下去的捻军, 以及他们之间那紧密的血缘关系: 江湖, 是它们共同的生身父母。

  纵横淮河流域,曾击毙过晚清骑兵领袖、“最后的骑士”僧格林沁的捻军, 是由捻党转化而成的。后世史书习惯于给“捻党”贴上“反清秘密组织”一类的 标签,不过是革命史学的“客观需要”罢了。

  所谓“捻”,原意是把绳子、纸条之类用手指搓转成一股,故而在皖北方言里, “捻”就是“聚合成群”的意思。所谓“捻党”、“捻军”,不过是“一群人”、 “一伙兵”的意思,并不内涵什么特定的“革命气息”。 关于捻党起源,史学界专注于其秘密社会的谱系传承——其前身是什么帮、什 么会之类的,说法纷乱,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很复杂。其实,捻党之所以产生,并最 终演化成捻军,不过是底层民众在政府无法为他们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背景下,不 得已而自发结成的一个自我保障的“江湖”。所谓“其前身是什么帮什么会”,不 过是为了结成这一“江湖”,参照了某个业已成熟的“江湖”的运作体系罢了。

  张乐行据说出身于“地主豪绅”之家,家中有田地五百亩,还开过粮食行、杂 货铺、糟坊、烧酒作坊、宝局。但到了张乐行这一辈,家境早已破败,无奈开始干 起了“贩私盐”的买卖。张的主要职责,既参与贩卖私盐,又负责给同乡私盐队伍 提供安全保障,当时就得了个“仁义光棍”的绰号。

  史书一直将 1852 年张乐行率领捻党集合万余人攻打永城县城作为 “捻党反清起 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是,张乐行根本就没有打出过“反清”的旗帜;更不能 算是“起义”,因为张打出的旗号一直都是“保守雉河集”,雉河集,是张乐行的 老家。张在清廷与太平军连天烽火的乱世里,拉起一支捻军,努力维护着雉河集的 平静,在清廷地方官和地方士绅们眼里,他其实是个不可或缺的“良民”。1854 年 春天,朝廷派出的“剿捻特使”袁甲三路过雉河集,就接到了当地绅民“联名公保” 张乐行的请愿书。 张乐行其实是在替地方官府履行保障地方安宁的职责。但官府显然对张这样拥 有号召力的民间领袖满怀警惕,湖广总督周天爵临终前夕仍念念不忘写密信给蒙城 知县,让他找机会暗杀掉“良民”张乐行。 张乐行无意于反清,但聚集在其周围的捻党,却多是些生计毫无保障者,这是 捻党最后变成捻军,并投靠太平天国的主要因素。无保障民众不免做出激烈的举动, 捻党中流行“磨弯”和“打捎”,即是此类。所谓“磨弯”,就是向附近别的村庄 富户人家去“借粮”;到了后期,因战乱和水灾,淮河流域小民们的生存环境进一 步恶化,“捻党”遍地,各路捻众就改变了在本地“磨弯”的做法,转而到山东、 河南等较远的地方“打捎”:劫取当铺、钱铺、酒坊、油坊等,夺走富户的粮食财 物。每次“打捎”回来,所获除按“马双步单,按份均分”(即带马的“骑兵”分两 份,没有带马的“步兵”分一份),还要留出一部分,分给鳏寡孤独者。 虽然有了军队的雏形,但说到底,所谓“捻军”,仍不过是缺乏基本社会生存 保障的民众自发形成的一个“江湖”团体。 与“庙堂”一样,“江湖”同样也会给自己的行为抹上一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色彩——虽然这种“合法性描述”在逻辑上很稚嫩。“捻党”编造了一个故事,为 自己“吃大户”的行为辩护:孔子当年困在陈、蔡之间,曾经断粮,差点饿死,后 派弟子去向范丹借粮。范丹是穷人,自己都吃不饱,哪有什么余粮呢?但他还是把 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慷慨地借给孔子。但是,后来孔子做了大官,竟矢口否认向范 丹借过粮。 “捻党”们自称是范丹的后代,有权向孔子“道统”的后继者——士绅大户们 讨要旧债。

  清廷在 1868 年宣布彻底剿灭捻党,但捻党从来就不曾线 年, 曾国藩下辖的直隶等地就还出现过捻军;1871 年河南有捻;1872 年、1876 年、1898 年安徽有捻;1900 年河南有捻…… 因为制造捻党的社会背景始终没有得到改善。那些无生存保障的民众,仍然不 得不求助于民间各式各样的“江湖”。

  什么是“江湖”? “江湖”不是“庙堂”的对立面,它是“庙堂”的缺失之地;是“庙堂”之光 照耀不到、或者不屑于照耀的阴暗潮湿的部分;是对“庙堂”自发的修正。 “江湖”,是各式各样的民间自我保障机制。 这种自我保障机制,往往表现为对“庙堂”的叛逆。正如捻党们为自己“抢大 户”行为所作的辩护——孔夫子欠债不还——与“庙堂”对孔夫子的尊崇背道而驰。 但这种叛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正如捻党们最重要的关系纽带仍然是传统的“宗族 血缘”,因而被清廷骂之为“宗贼”——“江湖”里的成员素质不足以打造出新的 社会秩序。

  ——建国后曾组织过多次有关捻党的调查,结论是: “捻军的成员包括张乐 行在内,基本上都是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在《涡阳县志》中,虽然记载着蒙城 岁贡李士镊、郑景华和捻军有关系,但我们共调查了 40 多个捻军旗头,其中肯 定有些文化知识的只是张宗禹一人。在他们周围的知识分子也只发现 4 个人,也 不过是乡村的知识分子。”(张珊《捻军史研究》) 大量的不识字的农民,和有限的几个略懂签名算账的乡土小知识分子,确实 不足以再造社会秩序。 所以, 绵延十八年之久的捻军, 和绵延近一个世纪的捻党, 一直以“填饱肚子”为最高奋斗目标。故而,其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的分量,也 轻若鸿毛。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观的重大缺陷。 我们关注那些“伟大的历史转折”,关注“开辟了新纪元”,关注“斗争从此 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此种种。但我们极少关注过那些永恒的历史命题:民众的 肚子需要填饱,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始终缺失。 所以,教科书习惯于提供这样一种近代史线索:洋务自强运动→戊戌维新→清 末宪政→辛亥革命→…… 还有那些程序化的表述:“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 另一个更真实的近代中国,在这种宏大的描述中,有意无意地被遮蔽和消解了 —— 程序化表述则是:“一代又一代的劳苦大众,被庙堂抛弃,不得不为了获取一 点点生存保障而把自己投入到‘江湖’的滚滚洪流当中……”

  这个“江湖”,包括了捻党,也包括了捻党之前的天地会、白莲教;还包括了 捻党之后的哥老会、义和团、洪门、袍哥、青帮、白枪会、红枪会……甚至于一贯 道。 这些林林总总的“江湖”帮会,历史早已留给它们各式各样的定评。天地会和 白莲教被贴上了“反清复明”的标签;哥老会和袍哥们身上既有辛亥的荣光,也有 走私鸦片贩卖人口的劣迹;义和团带着蒙昧推动了一场盲目排外运动而被西方惊为 “黄祸”;洪门一直要求他们的“大哥”孙中山给予自己一个合法的政党身份;根 据地里的白枪会和红枪会在国共两党与日军之间艰难地辗转腾挪,一贯道则被定性 为“反动会道门组织”。 但是, 历史忽略了这些: 天地会初期真正的宗旨其实是 “互相扶持, 彼此周济” , 它的成员和首领人物为水陆通道上和城镇的下层劳动群众、三教九流、无业游民, 以及农民,这些人对“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并不感兴趣。据统计,1796—1850 年 的 54 年间,涉及天地会的事件共有 96 宗,其中为了“遇事有人帮助,免人欺凌” 者 26 起,因穷困而“敛财分用”者 15 起,为抢劫富户而“得财分用”者 39 起;攻 掠城镇“竖旗起事”者仅仅 11 起。说到底,仍然是无保障流民们“填饱肚子”的问 题。 而在喊出“灭洋”口号之前,义和团和它那些千奇百怪的“前身”,譬如梅花 拳、大刀会等等,已经在华北平原活跃了近半个世纪,当地乡绅和小土地主把它们 组织起来的目的,是在政府失职的情形下,抵抗土匪,保护村庄和家族。 一贯道的壮大,同样缘自“庙堂”的社会保障在华北的多年的缺失——自抗战 以来,华北成为沦陷区之后,历届日伪政权均无意关注民生,而孜孜以为日军搜括 军备物资为主业;其后国共内战,华北再遭兵灾,一贯道趁机于其中壮大。至 1949 年新政权成立,按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的话说,一贯道已经成了北平的“第一大党”。 1950 年底,北京海淀地区一贯道徒 2 万多名——1950 年全区只有 14.3 万人。华北 另一重镇天津,解放前夕有道徒 20 余万人。一些农村地区,一贯道徒占人口的比重 更加惊人,河北隆化县解放前一贯道徒 5.3 万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左右。山西省天镇县在 1950 年有道徒 3.3 万名,占当时全县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河北省宣化县有道徒 3.6 万多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且多为成年男 性。1951 年初绥远省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一贯道人员估计在 30 万以上,约占全省 人口的 11%。 个别地区间题更加严重, 如兴和县加入一贯道者占全县人口的 14%强。 一贯道不仅人数多,并且渗透严重进了新政权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山西省代县 74% 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一贯道, 全县不到三干名党员中, 18%参加了一贯道。 有 天地会最后走向“反清复明”;义和团最后走向“盲目排外”;一贯道最后堕 落成“反动会道门组织”,都是“江湖”日后被改造——或被民间政治势力,或被 庙堂力量——的结果。尤其是后两者,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灾难和教训。但在其初 始,它们却本是社会缺陷的产物,是“庙堂”的逆子。

  《白石老人自述》中,齐白石说起过一段往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旱灾, 饥民一群一群到有钱人家吃饭。“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 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不是 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乡里人 称他们为‘吃排饭’。” 这是儒家“礼法”治下中国乡村里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场景。但可惜的是,这样 的场景并不多见,虽然我们的民众已是最好的民众。史书里记载更多的,是轰轰烈 烈的“抢大户”,白石老人笔下温情脉脉的传统秩序荡然无存。 社会保障缺失之处,必有江湖。

  清廷于 1868 年 5 月批准了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奏请, 勒令各省督抚严禁一切 传奇小说和戏曲作品:“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着各省督 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 在这场运动中,江苏巡抚丁日昌最为积极。他认为,小说戏曲和黄、赌、 毒一样,是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重要根源。江苏在他的主持下,所目多达 269 种,其中包括民间流传极广的《龙图公案》、《水浒》、《红楼梦》等。这是 近代继 1844 年以来,第二次最大规模的。所禁之书,其实并不限于“淫词”, 攻击贪官污吏,谈儿女私情等书籍均在查禁之列。

  由美国人蒲安臣率领的中国外交代表团于 1868 年 4 月 1 日抵达美国旧金山, 受 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加州州长在欢迎宴上赞美蒲安臣说:“我们的客 人,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帝国的代表。” 蒲安臣在在宴会上发表演讲,说他的使团表示中国已经开始迈向和平与进步, 并称中国的文化将照耀西方。发言博得了在场听众的一致好感;6 月 6 日,使团得

  以谒见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并呈递国书,“逐一执手同好,并言深愿帮助中 国,愿中国与美国日益和睦等语”。

  1868 年,总理衙门官员志刚随钦差大使美国人蒲安臣一同出使美国,在旧金山 了解到当地华工的不公正待遇,志刚写道:“凡在埠头贸易之人,中外俱甚和美, 惟金山挖矿之人现约六、七万,每受洋人欺侮。而该处所受丁税每名二元,各国俱 免,惟华人不免。如有争端,华与洋讼,如无洋人作证,即不为华人伸理。” 志刚说, 等蒲大使与美国互递国书建交之后, 一定要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解决上述对华工的不公正待遇。

  捻军歌谣: 捻军歌谣: 捻子起手涡河旁 亳州城子四方方,财主官府蹓下乡; 穷人粮食被逼净, 居家老幼哭皇苍。 亳州城子四方方, 捻子起手涡河旁; 杀财主,打官府, 大户小户都有粮。

  想老乐 想老乐,盼老乐,老乐来了有吃喝; 他打仗,咱跟着,一齐同把清妖捉。

  要想活命快入捻 要想活命快入捻,穷汉子跟着老乐干。 你拿刀, 我拿铲,非得搬掉皇家官。

  东北西南两条龙 张老乐,李老峰,东北西南两条龙; 黄红帅旗遮晴空,劫富济贫为百姓。

  (注:老乐,指捻军领袖张乐行) 本文资料来源: 蔡少卿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捻军史研究》 , 张珊 , 文化艺术出版社;徐松荣《捻军史稿》,黄山书社;江地《捻军史论从》,人民出版社;秦宝琦 《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学苑出版社;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李长莉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中国近代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 由西方人率领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 1858 年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 《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 1868 。 年为修约年。习惯于“华夷外交”而严重排斥“条约外交”的清廷,视“修约”为 洪水猛兽,苦求应对之策。派遣一个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就这样被总理 衙门提上了日程。 1867 年 11 月 27 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訢正式奏请清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 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另请英国人柏卓安和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副 手,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 20 余人。1868 年 2 月,使团从上 海虹口港出发;6 月,首先抵达华盛顿;9 月抵达伦敦;1869 年 1 月抵达巴黎;9 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 月,抵达柏林;1870 年 2 月,抵达圣彼得堡,23 日,蒲安臣因劳累过度骤然去世;10 月,使团返回中国。

  1867 年 11 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因为中国皇帝决定派遣蒲安臣作为钦差大使 出访世界各国而倍感震惊。因为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任命发布之前,也没有得 到清廷准备任命他的明确的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 《北华捷报》 认为背后促成此事的主要推手是总税务司的赫德, 12 月 14 日,报纸报道:“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无论发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 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 发自赫德的头脑。” 赫德在自己的日记里证实了这一点:“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 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 卓安.Brown)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 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 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赫德极力敦促总理衙门将此事付诸实施的动机相当明确: 中国应该从离群索 居中脱离出来,在国际上主动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 节,可以随时把中国政府的意见转达给西方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由北京的西方 国家的使节代为转达。

  尽管结论一致,清廷考虑此事的出发点却与赫德迥然不同。天朝的“华夷观念” 根深蒂固,1858 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然而,多年 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在行动,清廷始终没有动静。理由,一 是清廷自觉这方面的人才比较缺乏;更重要的则是,清廷对“中外礼节不同”这一 问题长期沿袭了鸵鸟政策,采取逃避的态度——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就不会出 现“礼仪冲突”。 另一方面,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按照惯例觐见中国政府的最高领袖,也一直 遭到清廷的软抵制——“华夷外交观”下的觐见仪式,需要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 但在“条约外交观”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 说梦。清廷既明白这一点,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上国荣耀的“华夷外交观”,就 只能采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为由,始终对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 事不做安排。 在“修约年”即将到来之际,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团。使团势 在必行,面子同样也不能丢:如果使团在出使西方时“入乡随俗”采用了西方的礼 仪,那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清廷为了避 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 已经在谈判桌上为之奋斗了 10 年, 岂可功亏一篑! 那么,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正 如总理衙门的奏折里所说:“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 为难。” 尽管如此,清廷还是放心不下,又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其中就“礼仪问题” 专门指示:可以“概免”行礼的情况,尽可能免掉,待将来谈判好了再说;必须按

  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一定要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 “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以不举行的一 概不举行。 这些训令没有能够约束住蒲安臣。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 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 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 国书的过程中,则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 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 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志刚在日记里写道“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也许是耳濡 目染之效,蒲安臣 1870 年 2 月病逝后,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继 续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在《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1840-1911)》一书中,对蒲安臣 及使团的性质作如此描述:

  “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 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 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 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立即到总理衙门, 极力表示赞同。 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 务大臣”, 出使各国。……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

  这种叙述是某种特殊、扭曲的历史观下的产物,沿袭了古老中国的“诛心”传统。

  注:蒲安臣(中)和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即左右两人,但未能考证各自对应何人) 合影

  使团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国美国。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了他演说家的特 长,向听众们宣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希望 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时机已经降 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继续鼓舞道: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他愿意和你 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并且激励美国的传教士们:“在中 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上述言论,无疑代表着蒲安臣对此次出使成果的个人期望。但他同样没有忘记 清廷所交付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独立能够得到 保证, 我期望他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 从而使他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 《蒲安臣条约》是使团在美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 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 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 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 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访英: 访英:迫使英政府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欠妥

  使团于 1868 年 9 月抵达伦敦。 因为此前与美国签订条约中的 “不干涉中国内政” 条款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思,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媒体也对使团大多抱有 敌意。直到 10 月,使团才得以礼节性地拜会了外相斯坦利;11 月,才在一种冷淡 的气氛中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恰于此时, 中国国内因天主教育婴堂连续死去 40 多名婴儿而导致了数万满怀疑 忌的群众火烧教堂、殴打传教士的“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趁机调遣 军舰开赴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与之交涉数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 访问英国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 依赖蒲安臣等人对西方外交游戏规则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双方协定:此后 发生同类事件的处理办法必须循约而行,“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并迫使 英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公开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行为欠妥,表示尊 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但英国仍然表示对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 的危害”持保留态度。 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 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 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随后并将吉必勋革职。 访德: 访德:俾斯麦认可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1869 年 11 月,使团抵达柏林。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说法,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 “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 1870 年 1 月,蒲安臣与普鲁士铁腕首相俾斯麦举行了正式会晤。会晤的结果, 是俾斯麦表态: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 而德国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俾斯麦说:“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 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这既是对清廷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对中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 访俄: 访俄:蒲安臣劳累成疾骤然去世 1870 年 2 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半个月后,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的接见。俄国此时与中国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关系十分紧张,沙皇在会见中故意与 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而对中俄关系刻意避而不谈,令蒲安臣感觉交流 十分艰难。2 月 18 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 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病重后的工作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 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 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2 月 23 日,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

  注:1869 年,第一辆自行车出现在上海,引起了民众的围观和媒体的连日报道。

  蒲安臣出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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